大张伟

因此，消除上述种种权利不平等现象，赋予每一个公民平等权利，使他们在立法上一律平等，消除法律上、事实上的歧视，并在制定发展计划时优先考虑最边缘化最弱势群体的权利，是我们人权和法治事业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

如果提名的候选人符合上述差额数，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根据在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上述差额数，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其一，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

在俄罗斯，有8个联邦主体的170个市的行政首长由议会聘任。当然，鉴于中国的国情和各级各类地方的情况不尽一致，地方行政首长产生方式的改革应有区别、有计划、有步骤地循序推进。这体现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循序发展民主的指导思想，有利于实现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也为内地提供了参考。又作为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负责领导诸如公共安全、卫生等特定职能，办理中央政府的交办事务。德国统一后，几乎所有的市长都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

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再者，居民选举尽管有利于挑选政治型人物，但并非挑选经理型地方治理专家的最佳方式。在通过这部宪法的四届人大上，毛泽东执拗地不参加，连代表都不当。

这样，应该认为是合理的。（《宪法史》页223-224） 三，主席统率武装，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按照现行《宪法》序言的表述，这包括针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也包括针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但现代政治无一例外是政党政治。

华盛顿的内阁里虽然也有党争，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政党政治当时却还没有发明，华盛顿力图调和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和杰弗逊、麦迪逊等民主共和党人之间的党争，但他本人却不是任何一党的领袖。设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

因为只有个体才是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参《宪法史》，页607）54宪法规定：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然而，把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农联盟，转化为城市人民和农村人民的不同代表权，在农民占多数的中国，却造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多数代表不能代表多数人民的后果，而这从根本上违反了人民共和和阶级共和应该是多数人民共和的本意。这就是现行宪法第二条所规定的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满人不再统治其他民族，成为和其他民族平等的成员，从而才可能加入到人民自己对自己的统治，也就是自治中去。但废除帝制并不意味着就建立了人民共和。可以说，这既是对8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宪政变迁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未来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所做的负责任的准备。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自然要求党政合一。

无论是美国制宪者对总统职位的设计，还是毛泽东对中国国家主席的设计，其目的都是用一个强有力的元首职位保卫共和。毛泽东被迫改变会议议程批陈。

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名额为一百五十人，并规定除了这个固定数目之外，如仍有少数民族选民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者，不计入一百五十人名额之内。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所说的那样，所谓社会契约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人身和权力奉献出来，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在这一集体中，我们把每个成员都接受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

54宪法制定的时候，毛泽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54宪法的起草者清楚地知道，宪法颁布后的第一任主席，仍然非毛泽东莫属。1953年《选举法》中公民共和的观念，首先体现在这些规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以下简称《宪法史》） 在中央层面，从1949到1954年，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其职权。如果被压迫和奴役的人们并不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中，那么他的自由（freedom）只能通过解放（liberation）得来。据邓小平对《选举法》草案的说明，当时全国各少数民族人口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四分之一。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审议和讨论的基础形成了正式的宪法草案。

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公布交全民讨论。中国有八亿农民，但在九届全国人大中，农民代表只占8％。

邓小平解释说：比如一个十万人口的县，规定一千人选一个代表，而某一聚居的少数民族的人口在一万以下，则它可以少于一千人选代表一人，但最少不得少于五百人选代表一人。就是要集中权力，要能灵活使用。

在城市地区，则通过召集各界人民座谈会，过渡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3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召开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

人民共和是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的自我统治，人民主权可以通过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集体行动来建立，但要永远在一国之内建立宪政和法治，用法律的强制代替武装的强制，却只能通过以个体公民为本的公民共和来进行。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邓小平在《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解释道：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工人阶级所在，是工业所在，这种城市和乡村应选代表的不同人口比例的规定，正是反映着工人阶级对于国家的领导作用，同时标志着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职宣言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这样一来，在全国人大中，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八倍3月23日，中央中央向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中共宪法草案。

换言之，不守法要处以刑罚或惩罚。确定省、县人大代表名额时，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也多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凡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就是现行宪法第二条所规定的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时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很多都扮演了这样的通道作用，比如1955年5月1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肃反工作方针，1956年1月2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的《1956年到1969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被全国人大接受，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领域的重要方针。在语文顾问叶圣陶认可力量也可以统率后，这一句还是改回统率武装力量了。按照这个步骤，刚解放的地方，先实行军事管制。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自然要求党政合一。

这表明，在82《宪法》的形式元首制，又重新向54《宪法》的实质元首制回归。后一种方法必然要用于政治体、团体或各州。

可以说，这既是对8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宪政变迁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未来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所做的负责任的准备。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所说的那样，所谓社会契约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人身和权力奉献出来，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在这一集体中，我们把每个成员都接受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

这体现在我国宪法文本中的表述，是宪法由某届人大某次会议通过，而不是制定，比如1954年宪法就是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行政上的强制，或者武装的强制。